石器時期、青銅時期
歷史背景
在石器時代，砭石針為主要的針灸工具，如《山海經》記載：“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其中金代郭璞注解“箴石”為可用于治療癰腫的砭石針，《說文解字》亦云：“砭，以石刺病也。”《素問·血氣形志篇》亦曰：“病生于肉，治療之以針石。”1963年出土于內蒙古多倫旗頭道洼新石器時代遺址的一枚砭石被認為最早的醫用砭石，隨后多地均出土了各式各樣的砭石。除了砭石外，尚有骨針、草木質針也被認為用于疾病的治療。盡管一些學者不贊同砭石為早期針灸針具，但是多數學者認為砭石、草木質針和骨針等為最早的針灸器具，也是針灸的起源。
到了青銅時期，青銅針的出現標志著金屬針具的開始。然而這一時期出土的針具中最多的仍是砭石針，青銅針相對較少，戰國以前使用青銅針也不普遍，馬王堆帛書、《古傳》《論語》涉及針刺療法皆說砭石，究其原因可能與當時對針灸治病認識理論不全面和制銅技術難以生產出針身較細、針尖鋒利的針具有關。
針法特色
據現有的出土物和文獻考證，砭石外形多為刀形、針形、劍形等，主要用于溫熨、擊打按摩、肌膚淺表刺、深部肌肉刺或切開排膿。其手法尚主要是簡單的切、刺、擊打按摩等。青銅針雖然已經產生，但是其應用于醫療尚不普遍；然而當時對深刺治病已經有一定的認識，而不是石器時期的淺表外治法。如有學者對甲骨文中的“殷”字解釋為 “一個人用針刺治療疾病”，在殷商時代的墓中也發現骨針深刺入人體。青銅針材質一般較硬，較砭石更為鋒利，針身更細和光滑，但是其韌性較差，手法特色應該是以單純針刺為主。
春秋至南北朝時期
歷史背景
這一時期從原始社會走向封建社會，生產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冶鐵技術推動了鐵制針具的產生。陰陽五行等哲學思想在醫學理論領域得到廣泛應用和實踐，促使了針灸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這一時期的針灸學成就主要標志書籍是《黃帝內經》《難經》《針灸甲乙經》。約成書于先秦時期的《黃帝內經》標志著針灸理論的形成。經絡理論從僅記載十一條經脈的《足臂十一脈灸》及《陰陽十一脈灸經》到完整記載十二經絡系統及任督二脈的《黃帝內經》，腧穴也從無到有，再從少到全，臨床治療、針法的理論和操作也形成完整體系。約成書于西漢時期的《難經》再次對《黃帝內經》總結和發揮，晉代皇甫謐將《素問》《針經》《明堂孔穴針灸治要》加以編著。
針法特色
《黃帝內經》為針法理論的形成時期，“九針”中的毫針應用最廣，后世針法多指毫針手法，其它針具可用于放血、排膿、利水、按壓等。該書對揣穴、進針、行針、候氣留針、出針等針法都做了詳細描述，整個過程中強調治神得氣的重要性。“凡刺之真，必先治神”，針法需要依據脈象、病情、體質，同時注重四時、環境等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念。刺法方面結合疾病部位、病情、刺激方式等提出“五刺”“九刺”“十二刺”“三才刺法”等；補瀉方面提出了“虛則實之，盛則瀉之”的補瀉原則，補瀉手法主要是呼吸、迎隨、徐疾、開闔、捻轉及導氣法；輔助手法方面有循、爪、按、搖、進、退、伸、推、彈、捫，為后世“下針十四法”和“下手八法”奠定了基礎。
《難經》主要是闡釋《黃帝內經》要旨，在此基礎上也有—定的發揮，針刺操作方面更強調左右手配合使用；在補瀉手法上提出“推而內之，動而伸之”的提插補瀉手法，“瀉南補北”“子母補瀉”“營衛補瀉”等，均對后世手法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針灸甲乙經》是對前人的總結歸納，在針刺手法發揮方面主要是對淺深刺法和留針法的貢獻，根據穴位部位的肌肉豐厚程度、疾病特征等確定淺深刺和留針時間，對后世臨床療效和安全性操作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此外對諸如贊刺、豹文刺等刺絡法的工具選擇、操作、禁忌等也進行了大量的描述。
盡管這一時期針法理論已經形成，從理論到臨床實踐具有完整的體系，比石器、青銅時期有了跨越式的進步，但從歷史縱向看，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從針刺操作手法可以看出，這—時期的手法軌跡主要是直線型，均以提插類手法為主，直入直出，對很流暢的捻轉類手法則較難實現，針體難以實現臥倒、扭曲等形式，這可能與此時期冶鐵合金技術尚不能生產出具有較好韌性和硬度的合金針有關。
隋唐至宋金元時期
歷史背景
唐代針灸學科得到官方重視，對前人經驗進行了搜集、整理，對當代經驗也認真總結，針灸在臨床應用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唐之后的五代十國戰亂不停，針灸發展再次進入低潮，至宋朝再次迎來—定的發展，特別是北宋時期，各種制造業相當發達，中國四大發明中的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術就產生于這時期。唐代太醫署設立了針灸博士、助教、針師等，官方專門針對針灸穴位和圖書進行了考證，出現了很多關于針灸的著作，其中《黃帝內經明堂類成》《千金方》《外臺秘要》等記載了大量針灸學內容。這些書籍中主要介紹經絡穴位知識考證，臨床各科的應用，并且主張針、灸、藥結合，還記載了“火針”的使用。宋代針灸也得到官方重視，王安石變法后重視針灸醫學的教育，太醫局設置了與大方脈等并列的針灸專業，組織編撰考訂前人針灸著作，鑄造針灸銅人，繪制經絡穴位圖等。金元時期上承北宋，下至明朝，這時期醫家相當一部分經歷了北宋的針灸學術繼承，同時在后來的戰火中又得到了長期的實踐，戰火同時也導致了許多醫籍的流失，因此，到金元安定時期，醫家們總結經驗，各抒己見，學術紛爭，門戶林立，涌現了很多名家，如張子和、李東垣、劉完素、朱丹溪、竇漢卿、何若愚等。
針法特色
唐宋時期針法相關記載相對較少，但有學者認為，真正的“捻轉”手法形成于此階段，因《黃帝內經》雖有“切而轉之”“吸而轉之”等記載，但是那時期的針具源于砭石，難以形成便于捻轉的針具，在出土于內蒙古達拉牧區的青銅針與河北滿城劉勝墓中的金針均表明當時針柄為方形，只能實現轉動手法，難以實現旋轉的捻轉手法。《普濟方·針經》記載了捻轉手法，如“下針之時……左手捏穴令定，法其地不動，右手執針，象其天而運轉也，于此三十六息。然定得針，右手存息捻針”。捻轉手法為繼提插手法之后的第二大基本手法，對后世手法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此外《太平圣惠方·針經》中還強調了針刺補瀉時首先應得氣，“得氣即補”“得氣即瀉”，同時也出現了補瀉手法的交替使用，為復式補瀉之先河。此外，三棱針、巨刺、針刺禁忌等也出現了實際應用的描述。
金元時期針法理論和運用得到了空前的創新與發展，可以看作是針刺手法的成熟時期。在配穴方面，何若愚《子午流注針經》結合時辰氣血流注取穴，張子和、劉完素、朱丹溪善于取一些特定穴位刺絡放血，李東垣善于取治療脾胃相關的穴位，王好古善于五輸穴的補瀉運用，張元素喜用五輸穴“接經法”等。輔助手法方面，有“循捫彈怒”等，針刺強調得氣原則，并指出得氣時操作者針下有沉、緊、澀、如魚上鉤的針感。行針手法方面有動、退、搓、進、盤、搖、捻等法。補瀉手法上，這時期對呼吸、迎隨、捻轉、提插等補瀉手法相互配合使用的復式手法比較廣泛，此外竇漢卿明確提出“補瀉之法，非呼吸而在手指”，強調了手法才是決定因素。此外，透穴法也首次出現于這—時期的《玉龍歌》。
除上述外，金元時期頗具影響的針法成就是捻轉補瀉法的誕生，是在唐宋時期捻轉手法基礎上演變而成的。捻轉補瀉法首載于《標幽賦》：“迎奪右而瀉涼，隨濟左而補暖”，是與提插補瀉法并列的兩大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補瀉手法，該手法的產生從理論上與古代的天文學、元氣學說、氣旋學說等認識有著密切的聯系。此外，筆者認為當時冶煉技術工藝為捻轉補瀉法創造了物質條件，捻轉補瀉法不同于以往的提插補瀉法，提插補瀉法講究垂直方向的力度變化，毫針針具只要求針身光滑、針體細、針尖鋒利即可達到，捻轉補瀉法要求螺旋狀的針體運功，毫針除了上述要求外，還必須具備較好的韌性度和硬度。宋金元時期，金屬冶煉加工技術較為嫻熟、精細，許多生活、生產物器的形制加工技術已與近代比較接近，不同于以往的古樸風格。人們采用復合材料改良了工具的綜合機械性能，道家“剛柔相濟”思想在冶煉中得到充分體現，堅硬度、韌性、鋒利都得到了提高，出現了銅鐵拔拉技術，金屬表面的鍍金、鍍錫等處理技術。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為捻轉手法所需針具提供了物質保障，同時也可能是這時期手法繁榮的—重要因素。
明清時期
歷史背景
明清時期社會相對穩定，文化經濟繁榮，中醫藥也進一步發展。這一時期政府組織編寫了大量古代著作，其中也把中醫針灸編寫其內，如《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四庫全書》等。明朝和清朝在醫事制度上皆把針灸獨立分科，這時期針灸人才培養仍然是師帶徒形式。這時期有針灸銅人的鑄造，同時涌現了大量影響較大的針灸專著，如徐鳳的《針灸大全》、楊繼洲的《針灸大成》、高武《針灸聚英發揮》、吳謙《醫宗金鑒·刺灸心法要訣》等。這一時期為針法的鼎盛時期，明代在繼承金元時期針法的基礎上，進一步理論化、系統化總結，并且在臨床上得到推廣應用；清代針灸受到朝廷輕視，發展相對明朝有所滯后。
針法特色
明清為集大成的針法時期，依據前人的理論和方法從理論到臨床運用形成系統，并且手法操作逐漸復雜化，依據陰陽、五行、男女、深淺、時間、疾病性質等相互配合變化使用。較為特色的手法是《針灸大全·金針賦》中的“十四字手法”，《針灸大成》中的“十二字分次第手法”“下手八法”，《瓊瑤神書》“二十四字法”等，都為揣穴、進針、行針的序貫行操作流程手法。《金針賦》的“治病八法”和《針灸大成》中的“飛經走氣四法”“三才刺法”，留氣法、運氣法、納氣法、通關交經法、子午補瀉、膈角交經、擔截法等，有行氣催氣手法、單復式手法、配穴法、分層操作法以及它們相互結合使用等。這些手法都能從《黃帝內經》找到。
西安附兒中醫醫院“兒童發育行為疾病&生長發育疾病名醫..[詳細]
